在萬里長征途中，紅軍時時被敵人重兵圍追堵截，卻未中過一次埋伏，在國民黨軍設置的包圍圈中都能準確地找到空隙鉆出，這主要是依靠電臺偵察及時掌握了準確的情報。

當年紅軍電臺有一條基本要求：“人在密碼在，人亡密碼亡。”遇到危急關頭，首先砸電臺毀電碼。機要人員都會毀掉一切機密，直至犧牲也不泄露。國民黨軍隊被紅軍成師、成旅地消滅時，卻一再出現電臺連同密碼一同被俘獲的現象。長征期間曾任紅三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司令員的彭德懷說過：“憑著紅軍指戰員的英勇和出色的偵察工作，才免于全軍覆沒而到達陜北。”

獲取敵情以情報做基礎

紅軍長征的先頭部隊中，有一批偵察兵，抓舌頭、化裝探路立下了大功，不過這類偵察一般只具有戰術價值，很難了解到敵軍高層計劃和整體部署。在長征途中不間斷地偵破國民黨的密碼，才是紅軍偵察工作最出色之處。如今，塵封的檔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隱蔽戰線英雄的歷史功績也終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當時的中央調查部長羅青長談起了情報工作，說：“《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么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紅軍之所以敢于在云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云、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并且破獲了他們的密碼。”

1929年，周恩來便在上海秘密組建無線電人員培訓班，并委托蘇聯幫助訓練了一批電臺工作人員。蘇聯的無線電偵破和保密技術，在世界上已處于先進之列，中國共產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從建立之初，便體現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本國人員艱苦奮斗相結合的精神。打入國民黨高層和特務機關內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員，也智取了敵核心部門的一些密碼本，不僅以此譯出許多重要情報，也掌握了其編碼規律。

進入上世紀30年代，中央在蘇聯和國內培訓的電訊人員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紅軍中，他們結合學到的技術和獲取的敵情，又結合實踐刻苦鉆研，終于掌握了破譯敵人密電碼的獨特方式。破譯成功率幾達百分之百。紅軍從1931年的第二次反“圍剿”開始，便開始截獲破譯國民黨軍的電碼，使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在指揮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時對敵情了如指掌。不過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務部大都在蘇區周圍相對固定的位置作戰，主要靠有線電話指揮，紅軍便難以全部掌握敵軍的指揮和部署情況。

長征開始后，敵我雙方的軍隊都在時時運動之中。由于當時國內沒有建立有線電話網，蔣介石對國民黨軍各軍、各師下達命令主要通過無線電報發送。此刻，紅軍的電碼破譯活動達到了最高潮，敵軍的電令大多數都能截獲，破譯成功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例如紅四方面軍的電臺臺長宋侃夫，外號“本子”，意思是他拿到電臺收到的國民黨軍電碼，不用查對密碼本，便能心中有數地把它的內容念出來，基本上不會有差錯。

在中央紅軍長征時，負責電訊偵察的軍委二局提供的一個個準確情報，幫助中央擺脫了危險。如湘江之戰后國民黨軍在湘西設下口袋陣，一渡赤水后川軍以三十多個團在長江南岸準備攔截，過大渡河前敵軍在大樹堡一帶布有重兵等情報，都使毛澤東等領導人下決心迅速改變前進方向。長征結束后，毛澤東高度評價和贊揚曾希圣和他領導的軍委二局，說：“沒有二局，紅軍長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相隔數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開始長征后的半年間，大部隊白天行軍，電臺人員只好收起機器跟隨行動，路上無法進行工作。此時，紅四方面軍的電臺還在川陜蘇區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負責截收敵臺信號，并將其破譯出來。天黑后，一方面軍的電臺到達宿營地，四方面軍的電臺馬上把截獲內容發給一方面軍。接著，一方面軍的電臺在夜間工作，截收國民黨軍夜間的電報通信。一、四方面軍相隔數千里仍保持著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確保了在長征中幾乎不間斷、無遺漏地截收敵軍的全部電報。

后來紅四方面軍從四川西部長征北上，白天行軍電臺停機，是一方面軍的電臺截收破譯敵軍電碼，再通知四方面軍的電臺。

當中央紅軍長征時，紅六軍團有一部電臺，先后由一、四方面軍的電臺同其保持聯絡，也能分享到情報。在長江以北活動的紅二十五軍沒有電臺，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前，他們同中央聯絡要靠交通員，走一次需要幾個月，溝通信息非常困難。毛澤東到達陜北后，見到由紅二十五軍和陜北紅軍合編的紅十五軍團首長徐海東，馬上分配給他一部電臺，這樣各支主力紅軍都有了電臺，都可以保障電訊聯系并對敵實施偵察。

國民黨軍從未破譯紅軍密碼

在長征中進行無線電偵破的無名英雄，除了軍委二局局長曾希圣，還有紅一方面軍的電臺臺長工錚，紅四方面軍的宋侃夫、王子綱等人。紅四方面軍密碼破譯專家蔡威在長征中帶病工作，被擔架抬出草地時病逝。總司令部的領導人非常傷感地說：“我們失去了一雙寶貴的眼睛。”出于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紀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跡，并把埋在甘肅的遺骸運回家鄉隆重安葬。

在紅軍長征乃至整個中國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內情大都能細致掌握，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行動卻茫然不知。毛澤東稱贊長征時擔任軍委二局局長的曾希圣說，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們和蔣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壓寶，看得準、贏得了。

在長征中，國民黨軍隊的密碼紅軍能夠偵破，紅軍的密碼敵軍卻從來無法破譯。當年紅軍電臺有一條基本要求：“人在密碼在，人亡密碼亡。”遇到危急關頭，首先砸電臺毀電碼。如中央蘇區失陷時、紅十軍團在懷玉山失敗時，機要人員都會毀掉一切機密，直至犧牲也不泄露。國民黨軍隊被紅軍成師、成旅地消滅時，卻一再出現電臺連同密碼一同被俘獲的現象，不少電訊人員受到教育后還參加了紅軍。

在電訊保密問題上，充分體現出國民黨當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負責保衛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書錢壯飛是共產黨，而且已破譯了他身上的密電碼。徐恩曾卻害怕蔣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間一直和同僚們串通一氣，共同隱瞞密電碼已被破譯一事。蔣介石從在大陸失敗一直至1975年病死，都不知道這件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