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美洲土著居民的來源問題，國際學術界有很多推論和假設，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亞洲起源說”，但這一觀點是否能站得住腳呢？

1884年，阿根廷著名古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弗洛倫蒂諾·阿梅吉諾提出，阿根廷的潘帕斯地區是哺乳動物進化的中心，是人類的搖籃，那里曾有過比舊大陸更早的類人猿。具體說來，在地質年代的第三紀里，阿根廷有一種平原動物，后來發展成了可以直立行走的四足類人猿，再后來進化為三足類人猿、兩足類人猿最后形成了類人猿。正是由于這些猿類的遷徙，才使地球到處產生了人類。根據這種說法，美洲不僅是印第安人的故鄉，而且還是整個人類的搖籃。

阿梅吉諾的觀點引起了拉丁美洲境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興趣。專家們對他的“理論”依據進行了研究驗證，很快否定了他的學說。阿梅吉諾賴以建立自己理論的一些類人猿遺骨經不起古生物學、考古學和地質學的檢驗。一方面，他把一些動物遺骨誤認為是類人猿遺骨，同時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發現的一塊頭蓋骨經復原證實不是猿人的頭骨，而是屬于蒙古人種。另一方面，他又把這些遺骨的地質年代大大提前了。既然阿梅吉諾的“本土說”被否定了，那么美洲土著居民的祖先到底來自何方？他們什么時候遷徙到了美洲？他們是怎么到達美洲的？他們屬于哪個種族？

“本土說”被否定后，學者們總體上認同“外來說”。然而，在“來源地”問題上分歧很大。大致有幾種不同的觀點：

一是“大洋洲起源說”。南太平洋中有連綿不斷的島嶼，有些人據此認為印第安人的家鄉在大洋洲，說南美印第安人中有的來自美拉尼西亞，有的來自波利尼西亞，有的來自馬來西亞。但是也有人唱反調，說大洋洲的馬來人是古代秘魯移民的后裔。令人感到興奮的是，大洋洲起源說在南美確實找到了許多語言學和民俗學的證據，但是，這些證據只能說明兩者之間在比較晚近的時候有過交往，不能說明印第安人的起源問題。

二是“陷落大陸起源說”。此說認為與直布羅陀海峽平行的大西洋水面上，曾有一塊名叫“大西洲”的大陸，那里曾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后來，這塊大陸突然沉沒了，幸存者逃到了美洲，并認為加勒比印第安人就是他們的后裔。

三是“西北歐起源說”。該說認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從歐洲大陸向北經過冰島和格陵蘭島進入美洲的。至于是哪一支人進入了美洲，有的說是愛爾蘭人，有的說是日耳曼人，有的說是蘇格蘭北部和西部的蓋爾人，有的說是丹麥的弗里松人，還有的說是克爾特人。

四是“以色列猶太說”。該說認為美洲印第安人與公元前722年被亞述人打敗后的以色列各部落有關。持此說的學者認為，以色列部落被打敗后紛紛外逃，一部分人滯留印度和中國，另一部分人經由韃靼到達亞洲東北角，過白令海峽進入了美洲。持此說的學者聲言在印第安人中間找到了許多與猶太人相同的體質特征、心理素質和風俗習慣。

隨著國際學術界對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研究的深入，上述觀點越來越多地遭到質疑。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又熱起來，經過不斷的考察和研究以及近年來大量的考古發掘，學術界逐漸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亞洲起源說”開始得到大部分學者的認同。

隨著我國古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發展，我國學者又在“亞洲起源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十分引人注目的“華北人起源說”。該說認為，古代印第安人來源于中國華北，中國文化對印第安人的文化有很深的影響。主張“華北人起源說”的學者們發現了一些非常有力的證據。

首先，古代中國人與印第安人在文化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在墨西哥古代奧爾梅克人文化中間，學者們發現他們的甬道圖案與殷人的極為相似；—些印第安陶器上的饕餮紋和云香紋，與商周時代中國鐘鼎上的圖紋相似；在墨西哥瓦哈卡地區的印第安人中間，人稱代詞“我”、“你”、“他”的發音，與古代中國人稱代詞的發音相似；瑪雅語稱“人”為“鎮”或“銀”，與漢語發音接近；墨西哥一些印第安人稱“花”也是“發”，發音與漢語完全相同。

再次，從史書記載當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印第安人曾與古代中國有過交往的根據。1761年，法國人德吉涅根據我國史書《梁書》中的材料，明確提出中國人在公元5世紀到過美洲。《梁書》是在公元636年由唐朝史官姚思廉撰成的，書中說，公元5世紀有5名僧人離開撤馬爾罕（今屬烏茲別克斯坦）東游，到達了一個名叫扶桑國的地方。公元13世紀，宋元之際的文學家馬端臨著《文獻通考》，又講到449年扶桑國有個叫沙門慧深的人來到我國。

但是，對于古代印第安人來源于中國這一觀點，仍有許多學者表示異議，例如我國有一部分學者就對此提出了很多質疑。我國學者于本世紀30年代開始加入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中，60年代又舊話重提，80年代初再次掀起了一個小小的高潮。此間肯定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雙方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史上有無扶桑國。肯定者不僅以《梁書》的記載為憑，還追溯到戰國時期屈原的《楚辭·九歌》中的詩句——“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以及《淮南子·天文訓》和《山海經·海外東經》中的有關記述，認為扶桑國確有其事，且是指美洲的墨西哥等地。《梁書》中的記載“扶桑在大漢國東2萬余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地多扶桑木，故以為名”，便是最有力的證據。反對者認為，扶桑國是一個虛構的假象，《梁書》中的這段史料如不是外國游僧的編造，也是著者的誤記，不能為本。另外，也有一些學者不否認扶桑國的存在，但認為它不是美洲，而是日本。不過，中國與日本在唐朝時已有來往，《梁書》所指的扶桑國不可能是指日本。至于后來用扶桑指稱日本那是后人約定的。扶桑不是指日本，但不能據此推斷就是墨西哥。根據屈原的詩句看，扶桑應是一個無所詳指的地域概念。咸池，日浴處也；扶桑，日出之所。飲馬咸池，歇馬扶桑，正是屈原浪漫主義胸懷和為楚國爭雄之志的袒露。

此外，還有學者根據更早的中國史書資料來印證古代中國人與美洲有來往。其一：東漢人郭憲所著（一說是后來的六朝人偽托）《漢武洞男記》中及《唐書·文藝志》載：“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大如蠅，其狀如鸚鵡。”有人認為，這條史料中的“勒畢”系行文誤倒，應是畢勒，與秘魯二字音似；至于細鳥，則是指拉美特有的蜂鳥。其二，郭憲的同代人蘇鶚所撰《杜陽雜編》載：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貢碧蠶絲，云“其國有桑，枝干盤屈，伏地而生，大者亦連延數十里，小者亦蔭百畝”。“雖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斷”。有人認為，這條史料所說的“彌羅”與秘魯幾乎同音，當指現代的秘魯；至于文中所說的“桑”，亦是指當地產的龍舌蘭纖維。這兩條史料中所提的“勒畢國”和“彌羅國”，倒是與“秘魯”一詞音近，而對“細鳥”和“桑”的描寫，也頗像蜂鳥和龍舌蘭纖維。中國文獻中的這些有關中國與美洲古代之間的關系的信息，如果能得到其他資料的證明，那對揭開古代中國人遠渡美洲之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有人認為這些語言學和考古學上的證據不足信。

第二，古代中國人有無橫渡太平洋的能力。古代中國人有沒有到過美洲，其航海能力如何是一個基本的條件。肯定者認為，不但在南北朝，甚至遠在殷商時代，殷人及越人就具備了東渡太平洋的能力。當時，中國船只已有風帆和舵槳，可載百數十人。殷人東渡，是因為周公旦攻破了“人方”國（今山東省），殷軍不得不逃亡海外；越人東渡，是因為中原王朝和百越部落出現緊張關系所致，東渡的路線一是北太平洋航道，一是中太平洋航道，這兩條航道都有順風順流存在。反對者認為，當時中國的航海能力不可能遠渡美洲，因為直到8世紀鑒真東渡日本還5次受挫，一再陷入九死一生的境地，更不要說遠在殷商時代前往美洲了。但是，近來國外有人孤帆橫漂太平洋獲得成功，這為古代中國人東渡美洲的可能性提供了佐證。

第三，古代中國文化對印第安文化有無影響。肯定者認為，自商代就有這種可能，認為美洲兩大文化區——墨西哥和秘魯，是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有的文章證明，中國人可能在墨西哥的拉文塔建立了自己的都城。還有的文章認為，秘魯文明也受到了中國的影響。因為秘魯文明是秘魯沿海查文文化的繼續，而查文文化又是受中國文化影響，在中美洲奧爾梅克文化傳到后興起來的。但是，這些推論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即便古代中國人到過美洲，數量也畢竟有限，結果也只能是入鄉隨俗，談何建立自己的都城。我們知道，在地理大發現時，美洲與歐亞大陸的主要作物品種不同，美洲產玉米、薯塊和豆類植物，而歐亞大陸產小麥和水稻。熟知農耕的殷人不把小麥帶到美洲是很難想象的。這一點如果不能說明殷人未到過美洲，至少也說明他們未在印第安人中間留下什么影響。有關車輪、風帆和拱頂知識，殷人不帶到美洲，齊人也該帶去了，但美洲印第安人卻不知道這些知識。這也說明古代中國人即使到過美洲，但也未留下影響，否則，很難想象他們不把這些頭腦中的知識傳給印第安人，而只留下一些陶器或繪畫雕刻品。再者從殷商時代起，中國已具有非常發達的政治組織形式，如若古代中國人對印第安文化有影響的話，必然早就會使印第安人的社會政治組織達到一個很高的階段，但事實不是這樣。瑪雅人、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這些美洲最先進的人們，直到歐洲人到來時才發展到奴隸社會的早期階段。

因此，從以上學者們爭論的焦點我們可以看出，簡單地得出印第安人是中國的近親以及中國文化對古印第安文化的發展有很深的影響的觀點是很武斷的。同時，即使在中國文化與印第安文化之間找到了一些相通的東西，這也不能證明什么，因為文化不是硬性材料，人類精神文化往往存在著一些共性和偶合現象。所以，印第安人是否是中國人的“近親”這一問題，還有待于學者們的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