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見到陌生人，肖全一般這樣自我介紹。攝影師、藝術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說，他喜歡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樣。

“我當然也是，討厭造作。”

以前留長發的時候，肖全有好多女粉絲，而且是會為他尖叫的那種。現在，還是帥的，看不出今年56歲了，唯一會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滿皺紋。一條條褶，又長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樹的根。肖全的姐姐說，這叫“萬丈深淵”。“但有什么辦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幾十年，就變這樣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這是褶，也是時間隧道，里面埋著，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歲，拍了第一張照片。他用一臺借來的相機，在成都家里，對著坐在庭子里看報紙的奶奶鄒桂蓮，按了一張。

1986年，肖全27歲，不當兵了，常和成都文藝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煙、喝酒。鐘鳴、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難等等都挺熟的。這群人，長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歡幫他們拍照。

某天，肖全在鐘鳴辦的《象罔》中看到一張美國詩人龐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龐德，拄著手杖，立于石橋，目光堅毅滄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來得太遲了。一切都是那么艱難，那么徒勞，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視線與照片接觸的那一瞬間，肖全被擊中了。“我也要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拍這樣的照片。”

這一個只有十秒不到就產生的念頭，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這十年里，肖全在全國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電話：“×××在哪兒哪兒，你拍不拍？”“拍！”不說廢話，肖全扛起攝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歲，《我們這一代》第一版出了，組成這本攝影書的，是一個個現在已經被供在神臺上的“文藝偶像”：北島、顧城、三毛、崔健、楊麗萍、張藝謀……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這些人還不是神，他們仍不脫青澀，仍不免輕狂。他們埋頭干著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沒米下鍋了。在這一點上，肖全覺得，他們都一樣。

“你如果問我他們有什么不同，我覺得沒什么不同。他們是普通人，只不過他們都有一樣技能，深深地熱愛著自己的專業，并愿意用它去表達對生命、對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長征

那時候的年輕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曬照片的時候，肖全喜歡放《一無所有》。他把喇叭調到最大，讓老崔的嗓音充斥整個暗房，沖進浸泡著的底片中。“從聽到老崔的第一首歌開始，我心里就想，歌還能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來成都了，來搞演唱會的，叫“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識的人手挽著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搖著、唱著、哭著，他眼睛里的淚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會結束以后，肖全陪著崔健去電視臺取錄像帶。在電視臺門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舊墻，在它背后是水泥組成的TV的V字。看到這個奇妙的組合，肖全心動了。“這感覺像長征。”他把崔健叫下車，崔健想了想，下來了，站在墻前，換了好幾個姿勢。

肖全操起機器，按了21次快門。一分鐘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剛剛已經誕生了。

詩人與那些花兒

1986年12月，正值中國朦朧詩興起，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北島、顧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著拍了全程。在這些照片中，他特別喜歡那張在望江公園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謝燁還躲在顧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牽著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車上，北島帶著大家唱《三套車》，唱得很大聲，就連外面都能聽到，大家都特別過癮。北島唱著唱著忘詞了，大家又笑作一團。“那時候的快樂，就那么簡單。”其實當時，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著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點，不吃早餐，餓醒了就看看通訊錄今天該去哪里蹭飯了。詩歌節，他們收到100塊的“舞臺演出費”，顧城激動了，他說，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還要開講座。

肖全在酒店房間給他和謝燁拍了好多照片。顧城說，我最喜歡拍照了，我的這頂帽子，是一個美國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顧城給肖全寄了一本詩集《黑眼睛》，并留下兩行字：“那些花兒已經走遠了。給肖全。”

這是肖全與顧城的最后一次接觸。

之后，那些花兒，就走遠了。

多么倔強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記者，敲開了三毛在錦江賓館的門。這是一個極其少見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帶來的像集，搖起頭來：“不行啊，你給他們拍得這么好，你得給我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