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冬天，在京西賓館開會，好像是吃過飯出了餐廳，一位個子不高、身著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們走來。旁邊有人告訴我，這便是汪曾祺老人。當時我沒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認識。但這位灰衣老人卻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著，慢悠悠地說：“鐵凝，你的腦門上怎么一點兒頭發也不留呀？”他打量著我的腦門，仿佛我是他認識已久的一個孩子。這樣的問話令我感到剛才我那顧忌的多余。我還發現汪曾祺的目光溫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對于人類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之后，我有機會去了一趟位于壩上草原的河北省沽源縣。去那里本是參加當地的一個文學活動，但是使我對沽源產生興趣的卻是汪曾祺的一段經歷。他曾經被下放到這個縣勞動過，在一個馬鈴薯研究站。他在這個研究馬鈴薯的機構，除卻日復一日的勞動，還施展著另一種不為人知的天才：描繪各式各樣的馬鈴薯圖譜——畫土豆。汪曾祺從未在文字里對那兒的生活有過大聲疾呼的控訴，他只是自嘲地描寫過，他如何從對于圓頭圓腦的馬鈴薯無從下筆，到后來竟然達到一種“想畫不像都不行”的熟練程度。他描繪著它們，又吃著它們，他還在文字中自豪地告訴我們，全中國像他那樣吃過這么多品種的馬鈴薯的人，怕是不多見呢。我去沽源縣是在夏天，走在雖然涼快但略顯光禿的縣城街道上，我想象著當冬日來臨，塞外蠻橫的風雪是如何在這里肆虐，而汪曾祺又是怎樣挨過他的時光。我甚至向當地文學青年打聽了有沒有一個叫馬鈴薯研究站的地方，他們茫然地搖著頭。馬鈴薯和文學有著多么遙遠的距離呀。我卻仍然體味著：一個連馬鈴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對生活該多有耐心和愛。

1989年春天，我的小說《玫瑰門》討論會在京召開，汪曾祺是被邀請的老作家之一。會上諶容告訴我，上午8點半開會，汪曾祺6點鐘就起床收拾整齊，等待作協的車來接了。在這個會上他對《玫瑰門》談了許多真誠而細致的意見，沒有應付，也不是無端地說好。在這里，我不能用感激兩個字來回報這些意見，我只是不斷地想起一位著名藝術家的一本回憶錄。這位藝術家在回憶錄里寫到當老之將至，他害怕變成兩種老人，一種是儼然以師長面目出現，動不動就以教訓青年為樂事的老人;另一種是唯恐被旁人稱“老”，便沒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證實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兩種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個從容地“東張西望”著，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愛老頭。這個老頭，安然迎送著每一段或寂寥、或熱鬧的時光，用自己誠實而溫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滿靈性的故事，撫慰著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創造出的“熱鬧”日子，是為了排遣孤獨，還是一種難以排遣的孤獨感使他覺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撫慰呢？前不久讀到他為一個年輕人的小說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著評價那個年輕人的小說，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兒”。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樂意人是孤兒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記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帶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還有一種獨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來。待到年節回京與家人短暫團聚時，他將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親手為家人烹制了一鍋鮮美無比的湯，那湯給全家帶來了意外的歡樂。

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著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孤獨，從塞外凜冽的寒風中快樂地朝自己的家走著，難道僅僅是為了叫家人盛贊他的蘑菇湯？

這使我始終相信，這世界上一些孤獨而優秀的靈魂之所以孤獨，是因為他們將溫馨與歡樂不求回報地贈予了世人，用文學，或者用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