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劍，保鏢

年初去日本考察美術館，趁便在東京與徐富造先生聚會。他說不巧，高倉在北海道拍戲，這次見不成了。轉眼年底，高倉健走了，我即與富造兄通話。他說其實年初高倉即已住院，老頭子曾想溜出病房和我碰頭，醫生勸阻了，富造遂不忍告訴我。這時他哭起來：“丹青啊，以后我帶你去看他，他在家鄉福岡的一棵大樹下選好了墳墓。”

張藝謀請高倉出演《千里走單騎》時，老人年逾七十，出行中國，左右不離富造。2007年，高倉聞知藝謀在弄奧運會開幕式，特意去傳統作坊定制了一對刀劍，裝木盒里，遠道送來北京給藝謀壯色，全程仍由富造兄陪同——后來這木盒就擱在辦公室，直到開幕式小組散伙——那天我在辦公室正聽藝謀瞎聊，門開了，倆老男人怯生生站在那兒，藝謀起身迎過去，同時聽得有人輕聲說：高倉健。

誰曾忽然撞見三十多年前見過的銀幕明星嗎？我完全沒認出，而是，緩緩想起他來。他見老了，濃眉倒掛著，已見灰白，像是我的哪位叔伯或姨夫。他倆停留的半小時內，高倉始終害羞而恭謹地站著，因了語言隔閡，沒人與他說話。木盒開啟時，眾人湊過去看，他移步退后，正站我左側，我試以英語問候，他即應答，于是交談片刻。告辭時，大家在走道里擁著他輪流合影，我就走開，不料高倉忙完，越過人群，輕拉我的手腕，過去合影。

翌日繼續開會。午間，富造兄撥來電話，開腔便是滬語，嘻嘻哈哈。老知青是片刻即熟的，富造笑說插隊落戶的往事，居然記得我在“文革”美展的畫，又說老頭子昨夜回了賓館感慨道：這樣地來一趟，為什么只有那個黑衣人說了那句話？我問哪句，他說是“whatastory！”（怎樣的故事啊）。那不過是英語的場面應酬，聽高倉專程送劍，我便隨口一說，老人當真了。

藝謀會用人，10月，他遞我幾枚高倉的影劇照片，說是老頭兒生日，畫個素描送他吧，他回去后還念叨你。我一愣，也就涂抹了，交給他。不久富造來電話，說是高倉一定要我去東京時再見。也巧，女兒正有翌年去東京謀職的計劃，他即要了孩子的電話。來年女兒落戶東京，旋即告知，老頭子和富造很客氣地招待她：“哎呀，以后再不去了！好正式啊！”是的，日本式的待人的鄭重，我也害怕。富造卻是開心極了，一疊聲說：“你放心好了，高倉說，以后就做你女兒的保鏢。”我心下叫苦：看來高倉是個孤單的老人。

1900，你的母親

4月間陪了母親到東京看女兒，便在富造的那個四層與高倉又見面了。他仍是筆直地站著，候在門后，臉上的意思，真好似等來什么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面之交，老頭子何至于這么高興呢。但我也高興的，不為他是高倉健，而是難得就近觀察一位偉大而垂老的演員。

那個長長的下午，我能記得的片刻是逗他談電影，他說，他頂頂佩服的大演員，是美國的羅伯特·德尼羅。我說達斯汀·霍夫曼、艾爾·帕西諾，都厲害呀。老頭子正了臉色，把嗓音弄粗了，連連說：“喔……Noone！Noonecanbelikehim！”那一瞬，他顯然沒想到自己也是大演員，卻忽然像極了他扮演的角色，露出忠誠到發倔的模樣，眉心擰巴起來。我們一部部數落德尼羅的電影，卻沒有貝托魯奇的《1900年》。我說，德尼羅在那部片子里年輕得一塌糊涂。高倉的眉心又擰巴起來，漸漸對自己生氣的樣子：“耶……”他拖長聲音說：“我怎么不知道？”旋即起身給助手電話，自然，換了日語。富造立即解釋：他要手下馬上弄到《1900年》的碟片。事后得知，日本電影商不愿進口三小時以上的電影。

傍午，母親倦了，即被富造引進內室的沙發歇息。當我們張羅靠枕毛毯之際，高倉一直欠身注意著，似乎想來相幫而止于禮。那次女兒借故不肯來，黃昏我們告辭離去。一家人夜飯后才回賓館，跑堂叫住我，說有人找。誰呢？返身出去，是高倉站在街沿他的車旁。這是奇怪的一刻：我立即想起他曾順口問我住在哪個賓館，看來早已想好單獨再來。“你的母親，可好？”他變得像在電影里似的，一臉的情況，仿佛事態很嚴重。我說，很好。這時他做了個難以看清的迅速的動作，從左腕褪下手表，直視我，不說話，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著，幾乎觸到我的手。我很難忘記那一刻：他忽然變得活像北京地面的家伙，眼神分明是說：“哥們兒，您要是不收……”待我遲疑接過，他周身一松，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樣猛一低頭，算是告辭，上車后迅即搖下車窗，射來忠心耿耿的一瞥。

可憐高倉不知道我毫不懂表，已近40年沒有戴表的習慣。我給了父親，父親說那是歐米茄，反面刻著“高倉健，2007”。此后他年年寄來賀卡，我第一次看見信封上的日本式稱謂：“陳丹青樣”。寄賀卡倒是在國外的尋常經驗，不至于感動到驚慌，可他居然兩次寄我冬衣：一件青灰色羽絨衣，一件棕色的皮衣，想必貴極了，那皮摸著有如人的肌膚，神奇的是，正好合身。我回贈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畫的唐代書帖寫生，他特意站畫前拍個照寄我，一臉耿耿，活像將要出征的廉頗。近年每歲入冬，我會抱歉似的穿上那件皮衣——實在暖和而輕便——走入北京的塵埃，心里想：老頭子哎，可別再寄啦！

令人心疼的硬漢

藝謀說，高倉難得露面，總有他的影迷遠遠鞠躬致敬，并不上前，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臨，會自行遠距離為他設崗，雖無必要，而引為樂事。我不知道有哪種人像電影明星那樣，在真身與角色之間，永難得到平實的解讀。倘若高倉老母健在，妻兒環繞，他仍會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而況他的晚年，果真孑然一身。

他出演的片子，我只看過《追捕》與《遠山的呼喚》。那已不是日本電影，而是早已入中國人后“文革”初期的集體記憶。在這兩部電影中，高倉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漢，沉默的人，中國說法，即叫作“打落牙齒和血吞”：這是最為迷人的銀幕類型，國內的電影，迄今不見獨擅此道的大演員。

開放后的中國青年，如今漸漸凝固了單面的日本印象：要么追慕那里的時尚，要么便是仇視。我記得1960年代周恩來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聯歡節，是戰后頭一次日本民間派小朋友來訪中國，紀錄片拍下了這樣的場面：兩國孩子在火車站分別時，抱成一團，哇哇大哭，拉扯著，不肯分開。在日后的影視作品中，中日觀眾有著更為廣泛而彼此無需避諱的心理緣分。近年韓國影視起來后，日本電影的魅力漸次褪色了，然而仍有無意彰顯的人群，沉迷日劇，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以我所知，兩位日本的絕代佳人而為中國百姓所牽念者，一遠一近，一雌一雄，是今年先后辭世的李香蘭與高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