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點大明王朝
對朱元璋研究得比較仔細
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盡做壞事。”這段話可視為毛澤東對明史的整體印象和基本評價。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是一個落魄的和尚，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他后來居上，逐步殲滅群雄，十五載而成帝業，是繼劉邦之后又一個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澤東對這種現象深有感觸，他通過對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結論。
朱元璋大字不識一個，卻善于從戰爭中學習，多謀而又善斷。毛澤東對朱元璋卓越的軍事才能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曾說“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在中國現代戰爭史上，毛澤東指揮的諸多戰事，在新的思維制高點上吸納并綜合了李世民“以弱勝強”、朱元璋“次第經略”的思想，形成“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原則。
朱元璋打天下時十分注重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更是這樣。他在延安時期撰寫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等重要文章，其著眼點也是文武兩手并用。
毛澤東對朱元璋懷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對如何評價這位歷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見。1948年11月，明史專家吳晗輾轉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將他在當年8月份寫完準備再版的《朱元璋傳》的修改稿送請毛澤東閱正。正在指揮解放戰爭的毛澤東擠出時間仔細閱讀了書稿，還約請吳晗深談了兩次。隔了幾天，毛澤東在退還《朱元璋傳》原稿時，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信。
朱元璋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國，用嚴刑峻法懲治貪污，澄清吏治，結果倒使人人自危。毛澤東并不是認為朱元璋沒有過錯，只是認為對這位農民起義的領袖應采取基本肯定的態度，“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么壞”。
新中國成立后，吳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1954年開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重新寫了《朱元璋傳》，并再次呈送毛澤東以博指教，毛澤東對吳晗的修改表示滿意。
稱朱棣“搞得比較好”
毛澤東在讀清人谷應泰所撰《明史紀事本末》時，仔細揣摩了朱棣造反奪取皇位的過程，并多有評論。朱棣在與南京對峙的過程中出生入死，打過許多漂亮的勝仗，特別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溝河戰役(戰場在今河北雄縣)，朱棣將李景隆等率領的勤王之師打得大敗。但在隨后的東昌戰役中，朱棣驕傲輕敵，結果被盛庸等擊敗，被擒斬萬余人。當時朱棣身處重圍，奮力死戰才得以逃脫。毛澤東在對比了兩次戰役之后評論道：“白溝河大勝之后，宜有此敗。”這就是說，朱棣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注定會有閃失。毛澤東曾多次告誡軍事將領不要“犯大勝之后驕傲的錯誤”。想必是從中得到過啟發。
朱棣后來重整旗鼓，千里奔襲，竟然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營，許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為所動，口口聲聲要捉拿“奸臣”。毛澤東讀至此寫道：“始終以索戰犯為詞，使南京無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將矛盾尖銳化，以遂其奪取天下之志。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遷都北京，并屢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員之廣超越漢唐，受朝命而入貢者幾達50國，可謂武功赫赫，威震殊俗。所以毛澤東稱贊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較好”，同屬于有作為的皇帝。
對嘉靖皇帝很不以為然
人們談到明朝的歷史，大都以為萬歷皇帝對明朝走向滅亡負有重大責任，認為明朝“實亡于萬歷”。其實不然，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從嘉靖開始的。
毛澤東對嘉靖皇帝很不以為然，說他“煉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幾年天下，就是不辦事”。這個評價恰如其分。嘉靖初登大位時曾大刀闊斧地革弊圖新。裁汰特務機關，廣行寬恤之政，頗有明君氣象。但不久便玩弄權術，耽于享樂。他倚重嚴嵩等奸臣殘害忠良，經常廷杖大臣，又特別崇信道教，醉心于方術、祥瑞等無聊之事。
鑒此，御史楊爵沉痛進諫，可嘉靖皇帝聽不進意見，還將楊爵下獄論罪。毛澤東在讀《明史·楊爵傳》時旁批了四個字：“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句話見諸《詩經》。意思是說人們大都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很少有人能夠善始善終。
對“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楊爵獲罪后，朝臣無敢言時政者，唯獨海瑞冒死進諫。毛澤東熟讀《明史·海瑞傳》，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國難當頭之時表現出的氣概所打動。1959年4月，上海會議期間，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號召大家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以來的種種失誤大膽陳言，將“五不怕”精神與海瑞的直言進誎結合起來。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到他曾建議彭德懷讀《明史·海瑞傳》，又問周恩來看過沒有，周恩來說看過了。毛澤東這樣不厭其煩地向大家推薦海瑞，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期望黨內講真話，以便及時糾正政策失誤的急迫心情。
但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對黨內出“海瑞”尚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早在1958年5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提倡講真話的同時，就提醒大家講話要善于選擇說話的時機，不講策略也不行。他舉例說：“明朝反魏忠賢的那些人，不講策略，自己被消滅，當時落得皇帝不喜歡。”即使在上海會議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間，毛澤東還私下對人說：“講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
毛澤東在對“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說明從歷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披肝瀝膽上陳“萬言書”。結果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毛澤東對此事件的解釋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和經營商業中的大官僚。現在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斗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
1960年，明史專家吳晗應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之約，創作了以“左派海瑞”與“右派官僚集團”作斗爭為主線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然而這出戲在“文革”前夕卻被視作為彭德懷翻案的“大毒草”，這就不能不讓人感嘆歷史的撲朔迷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