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重慶江北區苗兒石造紙廠，那時的苗兒石是工礦區，有天原化工廠、造紙廠、鑄管廠，是老人家說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年代，也是工人年代。

在我的印象中造紙廠也曾經輝煌過，據父親說解放前造紙廠的廠長是國民黨的一個中央委員兼任，文革前我所知道的造紙廠的廠長姓文，是一個長征老干部，解放初期是部隊的團長。他住在一個獨家大院里，院里綠樹成蔭，花草茂盛。文革中，我們幾個搗蛋鬼曾在晚上爬到他家的葡萄架上偷葡萄，那葡萄架才算大，至少又200平米，葡萄完全是樹，有大碗這么粗。

造紙廠的級別屬于縣團級，跟當時江北區的區長一個級。一個廠就是一個小社會，廠里辦有醫院、學校，我所知道的學校就有幼兒園、小學、中學、技校、職大。

造紙廠人才匯集，住在我們一條巷道的鄰居——李媽媽一家，她男人李工程師是跟周總理在法國留學的同學，1960年他在法國的女兒曾來這里找過親生父親。黃頭發，藍眼睛，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外國人。我小學的同桌好友龐曉，他父親是我廠的一名工程師，讀四年級的時候，他全家調到北京輕工部。原重慶巴蜀中學校長付有權，就在造紙廠中學當過教師。造紙廠還是對外開放的企業，據我所知廠里修了很好的招待所，有阿爾巴尼亞、越南人到廠里學習。有次我們跑到招待所玩，在廁所里見到很多“香蛋”，廁所一點沒有臭味。

在當時能當一名工人，工人老大哥，那是無比的自豪。可惜，我與工人無緣。

我是羨慕工人的。政治上吃香，經濟上不錯，我父親七級車工，比我岳父中學教師高出30多元。我小學同學——“超齡生”，小學畢業就在工廠里當工人，穿著工作服，吃伙食團，早早的成雙成對的在我們的眼前游晃，還有那些中學畢業就進廠頂替父母，成了工人的，我好羨慕他們喲。忘不了，我背著背篼，提著雞鴨，像個雞販子，從農村回家探親，邂逅我的同桌正與所愛挽著手，從廠門口出來。我好沒面子，我好沮喪，進廠當不了工人，只能沉重地修補地球。機遇終于來了，兩條路在我面前選擇，回城當工人，報考父親所屬單位的輕工技校，讀中專？或讀大學當教師？對知識的渴望，我選擇了后者。

命運又給了我一次考煉，我被分配到離巴縣縣城最偏僻的一所山村帶帽中學當教師。那時的造紙廠火紅，國營大企業，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比我這個山村教師好得多，我成了我們岑家屋里的弱勢群體，每逢過年過節回家都有一種不自信的感覺，還是當工人好！我都有點懷疑自己的選擇。

20世紀90年代初，改革進入了實質階段，計劃經濟過去了，市場經濟來到了，重知識重人才的年代到了。我一家從巴縣木洞調入了沙坪壩區，我在大坪解放小學當教師，愛人在南開小學當教師，我們一家擠在十幾平米的一室一廚一廁的住房里，這還是虞校長把分給她的休息室借用給我們的。工人年代開始走下坡路了，造紙廠裁員、下崗，破產倒閉。

我姐姐頂替父親的工作在造紙廠當車工，姐哥在造紙廠中學當校長，廠里不景氣，下崗裁員，姐哥把姐姐調到學校當職員，造紙廠倒閉后，姐哥校長不當了，調到建新中學當物理老師。現在好了，姐哥中高退休，姐姐也享受正科級待遇。

我參加中學班里的同學會，昔日的光景全沒了，工廠倒閉，下崗失業，企業破產買斷，我那些同學都沒有躲過。我看見那些曾經一家幾代人接班上崗的工人們，第一次發現自己手里的“鐵飯碗”也有可能輕而易舉地被人奪走。我問過他們在廠里負責什么工作。有的的核算員，負責記考勤，報生產日報，統計生產數量和發放工人工資。有的負責按電鈕。技術含量都不高，下崗后重新找工作確實很難。

我們班里的華兒，原來是混得不錯的一個，他中學畢業頂替他父親的工作，通過關系干上了廠里汽車駕駛員工作，那時駕駛員可吃香了，他早早結了婚，有了小孩，可孩子不喜歡讀書。華兒下崗后，帶著兒子干上了開出租車的行道，算好的。我們多數同學他們由于沒有什么技術，年齡也大了，只好給別人守門，晚上值夜。他們最關心的就是還有幾年到六十歲退休，就不用自己繳納養老保險，可以不打工安度晚年了。他們經常哀嘆：“剛生下來就挨餓，該上學就停課，該畢業就下鄉，該工作就下崗。”

打我懂事起，我就生活在工廠的家屬區里。在這里，讀完了幼兒園、小學和中學。十幾年的歲月，我間接感受到了一個年代的總結，也深刻記憶了一個年代的年輪。在夢中，我時常為那種執著和堅持所感動，時常為那份純凈的理想而感動。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身邊的每一個產業工人，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因子，他們用自己的生命鑄就了那個時代的輝煌。然而，當洪流滾過，大幕落下，他們無可奈何地走進了歲月的記憶中。

我們的共和國已經走過了60多個年頭，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也已度過90多歲的生日。此時此刻，我依然要贊美那個時代，我依然要緬懷那個時代，他們的精神和追求將永遠激勵著我們。那些破舊的大廠房、那些凋零的大機器、那些漸漸老去的老工人，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奠基著，讓我們永遠銘記他們驕傲的過去、燃燒的青春和火熱的激情，相信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更加美好的時代必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