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軍無視中國的警告，悍然將戰火燒到了中國的鴨綠江邊。中國政府果斷決定，由彭德懷率兵出戰，抗美援朝。雙方在朝鮮半島打得難解難分。沒有比戰爭更能刺激軍人神經的事了。劉伯承統兵作戰30多年，摯愛自己一手拉扯大的軍隊，深信這支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個歷史時期鍛打錘煉的鐵軍能夠戰勝世界上任何一支武裝力量。

同時，他也深知，人民解放軍也存在先天不足的頑癥，諸如兵種單一，裝備落后，游擊習氣濃厚，等等。這些問題一日不解決，就不能趕上世界軍事發展的趨勢，就有可能打敗仗。在得知中央準備創辦陸軍大學的消息后，劉伯承首先找到鄧小平，說：“彭老總在前線為打敗最強大的軍隊而作戰，我要為使解放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而重執教鞭。”

“看來你與教書先生有緣呀。”鄧小平理解自己戰友為軍分憂的赤子之心，也熟悉他“建軍先建校”、“治軍先治校”的主張，只好苦笑一聲表示同意。劉伯承毅然提筆，給中央寫信，請求辭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去參加陸大的建設。他寫道：

“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的是干部的培養，而培養干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干部的培養。我愿意辭去在西南擔任的一切行政長官的職務，去辦一所軍事學校。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年齡這么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毛澤東為劉伯承的赤誠所感動，也認為這位軍事理論和軍事經驗兼長的老帥是陸大創辦者的最佳人選，遂親自復信，讓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給鄧小平，盡快到北京領導軍校的籌建工作。

就這樣，親密合作了13年的劉鄧終于分開了。

陸大原定設在北京。劉伯承考慮為節省財力，建議充分利用原國民黨陸軍大學的校舍，遂定址于南京，正式名稱為南京軍事學院。經過半年籌備，學院正式開學，首批758名學員絕大多數都是師級以上年輕干部。這些將領都是令敵軍聞名喪膽的英雄、功臣。

可俗話說的好，即便是雄獅，身上也會有虱子。他們大多出身農民，又長期生活在游擊環境里，自由慣了，散漫慣了，不拘小節慣了。于是，各種奇怪的現象都出來了，有的學員無故不出操、不上課，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有的學員上課時翹二郎腿，回答老師的提問懶得起來；有的學員開會時不注意軍紀，敞胸露懷，雙手在身上搓泥搔癢，更有甚者，有的索性把腳放在椅子上，脫掉鞋子，用手摳腳丫子。

南京軍事學院學生自由散漫的名聲一直傳到北京。毛澤東十分生氣，提出：“游擊隊不可冒‘油’，野戰軍不可撒‘野’”。劉伯承決定整肅校風。他在全院師生大會上說：“有的人自由主義，違犯紀律，國防部、毛主席都知道了，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這叫著‘光著腚推磨盤--轉著圈丟人’”。劉伯承要求從基本科目做起，頒布實行我軍三大條令--《內務條令》、《隊列條令》、《紀律條令》，很快使學院的風氣煥然一新。

在此后的5年間，劉伯承主持編寫、編譯和翻譯軍事、政治、外語等各類教材數百種，從陸、海、空三軍到炮兵、工程兵、通訊兵、裝甲兵等技術兵種專業，從戰略、戰役、戰術的現編概則到集團軍、軍、師、團、營的設定作業，應有盡有。學院也由初辦時的4個系發展到12個系，學員人數由758人增加到3000余人。南京軍事學院成為人民解放軍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和將軍的搖籃。

可就在這時，一股反“教條主義”的運動突然降臨。

1957年2月，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與陳賡、譚政到南京軍事學院檢查工作。在座談中，有部分教員、學員提出學院存在“教條主義”問題。經過調查，彭德懷認為在教學中，不是有沒有“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十分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就是現在的教學內容與我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沒有對我軍的幾十年的戰爭經驗進行系統整理和總結，提出反對“教條主義”。

軍事學院領導認為彭德懷的結論不符合實際情況，軍事學院的成績是主要的。在全軍訓總四級干部會議上，許多干部要求彭德懷收回他視察軍事學院后給中央的報告．彭德懷一方面積極主張反對“教條主義”，一方面又盡量避免擴大打擊面，避免整具體的人。他對持有對立意見的兩派人說：“你們對敵斗爭都很堅決，不搞陰謀，不想推翻誰，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訓，不追責任。”

但是，這場運動由于有了林彪的參與，情況就變得難以控制。他對一些軍隊高級干部說：“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只作為參考材料，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都沒有列上，這就更不應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