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陳獨秀身上。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后，總想找個得力的文科學長，將人文學科帶起來。他看中了陳獨秀，一是因為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觀點獨到、才華橫溢，使蔡元培覺得此人有真學問；二是陳獨秀寫的《今日教育之方針》，讓蔡元培感到陳獨秀對教育有理解。然而，陳獨秀是一介白丁，既沒有學位頭銜，也從無在大學任教的履歷。為了說服教育部，一向真誠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為陳獨秀編造了“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歷和“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歷。陳獨秀沒有辜負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學長期間，極力實踐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學科大放異彩。1917年，留美學生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旗幟鮮明地要求“改良文學”，并提出了終極目標：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蔡元培注意到這篇文章，對胡適非常欣賞。托陳獨秀寫信給胡適，邀請其來北大任職或任教，陳獨秀的信中這樣說：“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愿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收到陳獨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適放棄了馬上就可以進行的論文答辯，來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獲取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

梁漱溟、陳獨秀、胡適后來都是大名鼎鼎的學界人物，被人稱為這個那個大師，然而，他們最初進北大的時候，基本上屬于“草芥”一類。然而，蔡元培卻沖破一切條條框框，唯才是舉，硬是讓這幾個人一步步變成了北大的名師。蔡元培能識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進北大之前，該校是典型的老爺學校，學生不在乎讀多少書、長多少德智，只在乎謀取一個做官的資格，他們帶著聽差，擁著美女，招搖過市。同學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場上相互有個關照。蔡元培既然想徹底改造這所學校，自然會千方百計去訪求各類有真才實學的人，而有真才實學的人未必就有相應的學歷、資歷。在本事與資格之間，蔡元培毅然選擇了前者。

俗話說：“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辦事有個特點，就是將公字永遠擺在第一位，從不謀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進的這三個人來說吧，陳獨秀算是舊部，曾參加過他組織的針對晚清高官的暗殺團，但蔡元培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考慮的不是這層關系，而是其辦《新青年》的影響和沈尹默、湯爾和的推薦。梁漱溟、胡適跟蔡元培沒有故交，蔡元培邀請他們出任教職，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學科上缺少相應的教學人才，蔡元培覺得兩人堪當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學歷、有資望者的負面觀感，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