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普希金于決斗場逝去，徐志摩因飛機失事“吻火”而亡，海子臥軌而終在前。緊隨其后，顧城的“詩人之死”似乎暗含了“罪與罰”的宿命意味。或者正如詩人楊煉所說：“顧城的悲劇，既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也是一個個人的悲劇。”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創痛/只有撕碎那一張張/心愛的白紙/讓它們去尋找蝴蝶/讓它們從今天消失/我是一個孩子/一個被幻想媽媽寵壞的孩子/我任性”，自始至終，他就像一個大孩子，個子不高，常常戴著自制的帽子，雙手插在寬大的中山裝口袋里，在屋子與天井里走來走去，自我欣賞。

或許是因為，“及至‘文革’的風浪口”，12歲時跟隨父親下放到山東邑縣火道村喂豬，顧城從小養成了避世、任性、異想、夢幻、偏執的性格。在姐姐顧鄉印象中，顧城就是“不愛湊熱鬧”：“獨自在烈日下、在落葉中、在寒風里走，在古城墻上拾一枚舊幣，在荒草中間找螞蚱、蜣螂，高音喇叭、滾滾人流、漫天傳單，對他如無一般”。

要么詩意要么殘忍

“我覺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無法停留。”顧城給謝燁寫了第一封信。

在顧城心里，“詩是理想之樹上閃耀的雨滴”，他以“心中的純銀，鑄一把鑰匙，去開啟天國的門”，去表現“純凈的美”。顧城以為，“詩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來，恢復它天然的完整。”他心中住著一位與他一樣“都曾當過笨拙的木匠”的北歐寒冷世界的安徒生，“你運載著一個天國/運載著花和夢的氣球/所有純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

他說：“詩可寫可不寫，他到人間來，不是由詩人決定，由它自己決定。”

無形之中，顧城充滿生命的詩歌里似平蘊含著“不可預知的逝去”。

他用詩表明，人在這“偶爾，也有蒲公英飛舞”的世界上，活得像生命的囚徒，被那“木樁”套牢。

隨后，顧城決然將自己放逐于人類社會之外，他到一個遠離人群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烏托邦獨立王國。南太平洋的激流島成了他的真正家園，他的實現夢幻的新大陸。

就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顧城與他的愛人開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隱居生活。顧城宣示自己愛全人類，可他卻不愛身邊的人。顧城的妻子懷孕，他像個小孩抱怨說，這個孩子會讓他瘋。

也許是因為收入微薄，要貼補家用，也許是因為要享受田園生活，顧城在自家房子旁邊圈了一塊地，養了幾百只雞。有一次，不知哪里來的一條狗，咬死了顧城的兩只雞。為了報復，顧城在雞舍周圍布下了釘子，但他還是覺得不過癮，最終布下了老鼠藥。當妻子說他此舉太過分的時候，顧城說他妻子是偽善。最終，狗是不是被毒死不知道，周圍居民家的貓卻真的被毒死了。顧城沒有承認是他干的。

“最好是沉默/隱藏總不算欺騙/把回想留給未來吧/就像把夢留給夜/淚留給大海/風留給帆。”顧城曾為謝燁寫了一首詩，而后，死留給了顧城，同時留給謝燁。1993年10月8日，顧城在那座激流島上的住所邊，用斧頭砍死了妻子，然后自縊。終年37歲。當他覺得用來抗擊死亡的愛，不能“遠離即將來臨的黑夜”時，便將自己與死亡抗衡。

一代人的故城

這個青春的孩子般的詩人在新詩的星空僅僅劃過了短瞬的十年。

顧城的詩充滿了童趣、童真和夢幻。在天真無瑕和懵懵懂懂中也包含著淡淡的長大的憂傷，但這種憂傷絕不是顧城一個人的，何嘗不是那個時代他們共同的憂傷？抑或正是那一代人在看見現實世界后的憂傷，而顧城就是其中被這種憂傷帶走的一位“童話詩人”罷了。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首寫于1979年只有兩句話的著名詩篇《一代人》，在成為顧城標簽之作的同時，卻成了剛從劫難中蘇醒過來的“一代人”的精神箴言。然而他卻在新西蘭的激流島上，與妻子謝燁以極端慘烈的方式告別了世界。

時隔多年，好友大仙禁不住感慨：“顧城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是一個多么出色的詩人，在于他是我們詩人中的一人。不管北島稱他為‘孩子’、舒婷稱他為‘弟弟’、芒克稱他為‘戰友’、楊煉稱他為‘伙伴’，我們稱他為‘城哥’，在于他是一個印象詩人——把印象刻在生命上的詩人。”

可以說，顧城始終游離在主流社會主流文化之外，他沉迷在自己的“小天國里”，沉迷在陶淵明式的桃花源里，癡迷于曹雪芹式的小觀園，幻想著，呢喃著，在一個混亂的時代通過寫詩將內在的焦慮宣泄于“一座城”，在風云草木之間，在蟲鳥細物之間，讓自己皈依心靈。

這20年來，顧城從未休止地被爭議、被傳言、被評價、被猜測，眾說紛紜。人們大多聚焦于對他所謂謀殺動機或人格缺陷的論斷之上，鮮有人真正從時代高度去解讀顧城之殤。流落他方，故城難離，走過那個時代的他們都明白，“他們的榮光與離散，他們的平凡與特殊，以及各自殊途的命運發展，恰是一個國家與時代流變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