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8月，在安徽懷寧，一場門當戶對的盛大婚禮正在舉行，賓朋歡呼中，18歲的陳獨秀和時任安徽統帥部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大眾三拜九叩成親了。俗話說，女大三抱金磚，作為將門閨秀的高大眾恰好比陳獨秀大三歲，無論家世和相貌都無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陳獨秀也前程似錦。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說得上琴瑟和鳴。十年間，高大眾為高家添了三男兩女。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在杭州求學的陳獨秀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因受通緝，最后逃亡日本。回國后，陳獨秀就成了高大眾眼中的“怪咖”，而在陳獨秀眼里，妻子高大眾也成了徹頭徹尾的“古董”。自從母親去世后，陳獨秀就很少回家，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幾乎放棄了平常人世的天倫之樂。聚少離多，再加上個性和才情的天淵之別，夫妻之間越發人疏情薄。

作為一個接受封建傳統教育的妻子，高大眾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對陳獨秀的所作所為極為排斥，甚至加以阻攔。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陳獨秀，偶爾回來面對的也是無休止的嘮叨和數落，這使得他更對這份包辦的婚姻和舊式的妻子充滿厭惡。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爭在所難免。日復一日，家，再也不是讓人棲息安生的場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錮自由的監牢。

就在他們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際，一天，高家迎來了位意外之客——高大眾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眾，小姐姐10歲，從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潑，熱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時，就對姐夫發表的作品尤其鐘愛，帶著仰慕和崇拜，她走進了陳獨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陳獨秀原本對這些世俗的親戚關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時尚的裝扮、燦爛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談吐還是讓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著各種機會與陳獨秀單獨接觸，或促膝談心，或小徑漫步，在密集相處中，陳獨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為驚喜著。在高大眾眼里，妹妹的到來也許能給這個家庭帶來生機，她從不懷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會出現任何問題。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風助，則不可遏制也難以澆熄。

一顆求教上進乃至產生愛慕的粉絲之心，一顆急于沖破藩籬尋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靈，在一來一往的碰撞中，探討變成了約會，親情轉向了愛情，情感在一愛一慕中升華，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難舍，等他們警覺到危險性時，彼此已泥足深陷，難以自拔。

面對接踵而至的風言風語和世俗家族的壓力，思想前衛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樂于打破束縛的陳獨秀也不顧人言，非議反而讓離經叛道的兩個“忤逆者”抱得更緊。各種打壓扼殺無效后，高調“自由戀愛”的他們被逐出家門。

1910年，懷著對愛情的向往，他們一同來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時，陳獨秀在杭州陸軍小學任教，打扮入時的高君曼陪伴在側，他們出訪高朋，聽琴作詩，“徜徉在湖山之間，相得甚歡”。

新歡良宵短，舊愛寂寞長。面對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奪，在老家恪守婦道的高大眾飽受錐心之痛但又無計可施，只能忍辱負重，如往常一樣上孝公婆，下撫子女。她沒有大吵大鬧，更不想家丑外揚，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閉守房門。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陳獨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們的女兒和兒子相繼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陳獨秀面對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離家鄉。在輾轉逃命的歲月里，高君曼不離不棄，飽經風霜，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動蕩的生活擊垮了她的身體，她患上了肺結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讓她心寒齒冷的，則是陳獨秀對家庭關系的偏執。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高大眾所生的兩個兒子前來謀生，作為姨母和繼母，高君曼想把孩子們接到家中食宿，沒料想陳獨秀堅決不允，并罵她“婦人之仁”。見陳獨秀如此不近人情，兩人開始爭吵，后來，竟然動了手。

1930年9月，高大眾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個春秋。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為姐姐奔喪，時光荏苒，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家族依舊對她鄙恨難泯。一年后，孤立無援的她舊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終病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