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政濤（華東師范大學“生命·實踐”教育學研究院院長、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所長）、葉瀾（華東師范大學“生命·實踐”教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名譽所長）

一個召喚教育理論創新、彰顯教育理論創新、推進教育理論創新的時代已經來臨。這個時代需要教育理論創新為之賦予理論的深度與高度，用理論的遠見去引領實踐的未見，去洞察和照亮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時代。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教育界歷經4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經創生積累了豐富且獨特的“中國經驗”，生成了“中國格局”，在世界教育改革的畫卷中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教育實踐變革從來離不開理論的介入和引領，兩者一直在中國教育改革的過程中相伴相隨。然而，與教育實踐領域經驗增長日新月異甚至突飛猛進相比，教育理論的增長卻相對乏力。至少從教育研究界的“中國研究”文獻來看，大多數關注的是“中國實踐”，而非“中國理論”。這不僅反映了關注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教育理論發展的現狀。雖然，我們不能要求二者必然同步更新，但如果能相向而行，進而共生共長，對雙方都會大有裨益。

實踐研究必須有理論，且理論研究要適度先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3月6日下午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的醫藥衛生界、教育界委員，談到教育時指出，要從我國改革發展實踐中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4月19日，在清華大學考察時他又強調了這一重要論述。這充分表達了黨中央對理論界研究的殷切期待。

總之，一個召喚教育理論創新、彰顯教育理論創新、推進教育理論創新的時代已經來臨。這個時代需要教育理論創新為之賦予理論的深度與高度，用理論的遠見去引領實踐的未見，去洞察和照亮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27年來，我們所從事的“新基礎教育”這一基礎教育改革研究證明，實踐研究必須要有理論，且理論研究要適度先行。

理論適度領先首先在改革的起點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表現為針對時代變革與教育變革性質及內容的研究；另一方面表現為針對當代教育“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對當前的教育需要在觀念和實踐上做出怎樣變革的深度探討。在此過程中教育，教育觀念與理論本身先需要變革，成為教育實踐變革的先導，它產生于對現實社會發展變化性質的深度感受，對未來社會需要怎樣教育的理解，對教育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和弊端的透視，以及由此而生的教育中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的重新思考，形成有關教育的一系列新觀念。在教育理論創新的價值和意義已然明晰的情況下，我們以為，尚需深究三大關鍵性問題。

第一大關鍵性問題，如何進行理論創新

首先，明確提出并回答“什么理論最有價值”這一前提性問題。

這涉及教育理論創新的方向與重心：把理論創新的重心放在最有價值的理論上。由此回到了一個具有原點意義的問題：什么是好的理論？判斷理論好與不好，價值高低的標準何在？就教育理論的對象和性質而言，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標準或尺度之一。就此來看，我們認為，能夠對教育變革產生重大影響力的教育理論，就是有價值的理論。那么，怎樣的教育理論才能對教育變革實踐產生影響力？基于27年“新基礎教育”變革的經驗，我們發現，好的教育理論常常是具有反思與批判針對性的理論，具有未來指向、內在開放性的理論，具有綜合抽象、層級轉化結構的理論，具有邊界與尺度的理論以及見真、見知、見誠，有溫度的理論。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有價值的教育理論，應該是抽象程度高的理論，理論的抽象程度越高（只要是對實踐的正確抽象），對教育實踐就越具有廣泛而深刻的指導意義。相反，越是具體經驗型的描述，其可能產生影響的范圍就越小，程度也越淺。從這個角度看，抽象程度高的教育基本理論，對于教育實踐變革的影響往往更為根本，也更為持久和深遠。因此，新時代的教育理論創新，要特別重視教育基本理論的更新與重建，在這個層面上的理論創新，是教育變革最艱難，也最重要的理論創新。

其次，扭轉教育理論創新過程中的傳統觀念與思維。

教育理論創新過程中的傳統觀念與思維,有時如同橫亙在創新之路上的路障，只有及時移除，才可能建成通往教育理論創新的平坦大道。

這些路障都與習慣性的觀念和思維方式有關。一是“輕視”。在教育改革中，習慣于憑經驗、重實操，輕視甚至無視教育理論的價值，沒有真正認識到教育理論之于教育實踐的根基性、引領性價值。二是“演繹”。忽略教育理論，尤其是教育改革理論的特殊性質，習慣性地把社會變革或經濟變革理論簡單演繹到教育改革之中。沒有意識到，理論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不同領域、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之間的理論不能相互推演，而應基于實踐活動和方式的特殊性，運用或生成不同的理論。這說明，在教育理論創新過程中，任何社會變革理論，包括經濟變革理論、政治變革理論等，都不能以簡單演繹的方式，更不能以簡單替代的方式，直接變為教育改革的理論。三是“單向”。總是對“教育理論如何轉化為具體實踐行為”心心念念，卻在“如何把豐富生動的實踐經驗轉化為教育理論”上少知少覺。后者才是新時代教育理論創新最需要進入的盲區和填補的空白。

再其次，建構通向教育理論創新的主要路徑。

它具體回答的是教育理論創新從何而來的問題。在這方面，大多數研究已經在“文化傳統”“時代精神”“實踐根基”和“國際視野”等方面逐步達成了共識。當下最急需的是建立一套系列化機制，把這些基本路徑整合建構為行之有效的轉化機制，它以“交互生成”為目標與特征，以“如何把文化傳統、時代精神、實踐根基與國際視野轉化為教育理論創新的具體方式和策略”為抓手和載體。

在我們看來，無論哪條路徑，無論什么樣的轉化機制，都要堅持問題導向，圍繞著新時代中國教育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如“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育人方式改革”“公平與質量的關系”等展開，在解決重大問題中汲取多方資源，采用多種路徑，進而實現理論意義上的推陳出新。

第二大關鍵性問題，誰來進行教育理論創新

在以往，毫無疑問，教育理論工作者被視為理論創新當仁不讓的主體，這也被教育實踐工作者所認同。但與此同時，又帶來兩種根深蒂固的成見：一方面，教育實踐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只是行動，只要照著領導的指示或者理論工作者的設計行動即可，似乎他們的工作范圍被限定于所謂“實操”。事實恰恰相反，教育實踐家們不僅要行動，而且要掌握基本的教育理論，有自己的教育信念，更要研究教育行動的理論與哲學。這是與教育理論家的研究領域很不相同的領域，卻是教育領域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也是走向成熟型、專家型教師最關鍵的一步。另一方面，教育實踐工作者要么只是教育理論發展的跟從者與踐行者，要么被限定為教育理論發展資源的提供者與輸出者。實際上，教育實踐工作者同樣可以成為教育理論生產的介入者與改變者，成為教育理論創新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最終成為教育理論的創新者或創造者。為此，如何提升實踐者的理論創新自信、理論創新自覺，進而賦予其理論創新的能力教育，也是新時代推動教育理論創新的重要突破口。

除此之外，在教育理論外部，相關學科研究者的參與和介入，也是必不可少的創新力量。之前，也有部分人以各種方式卷入了教育理論創新發展的進程，但往往是被動式卷入、拼盤式加入，這構成了未來教育理論創新另一有待著重破解的瓶頸難題：如何激發相關學科理論研究者的內在需要，使其主動加入教育理論創新的共同體，形成只有通過跨學科和在跨學科研究過程中才可能形成的新思想與新理論。

以上兩大主體的加入意味著，教育理論創新是一個共同創生的過程，它必須依托一個多元主體主動加盟的共同體來推進。這個共同體的使命和宗旨，就是一起不斷豐富、不斷發展、不斷創造新的教育理論。對每個共同體成員來講，都有必要主動地參與這個過程，都需要不斷地反思，都需要投入和重建。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在于，共同參與變革實踐，形成共生經驗，這是“理論·實踐”實現雙向轉化和滲透，進而實現教育理論創新的基本保證。共同體的每一類主體，都要學會相互尊重與傾聽，在碰撞與交流中逐漸達成共識，要保持對自身缺失的敏感、學習、體驗與完善，更要共同反思、總結、交流、分享，這樣一來，創生的新經驗與新理論才能實現彼此交融、共生共長，最終共同長出“新理論”。

第三大關鍵性問題，如何培育適宜教育理論創新的生態環境

“生態環境”的實質，就是教育理論創新的學術文化土壤，它的厚度和深度，影響甚至決定了教育理論創新的力度與高度。這里的生態環境，包括內環境和外環境。

所謂“內環境”，既指教育理論創新共同體的內部環境，也指教育理論創新主體的心態或心境。只有破除浮躁無根和自卑抱怨的心態，大力倡導自信與堅定、務實與扎實、沉靜與深耕的學風，才可能生成具有創新性的理論成果。

所謂“外環境”，表面上是社會輿論、社會風氣，全社會都要為此大興理論創新之風，根子上則是社會評價導向，尤其是評價導向和評價機制。如何通過“破五唯”，努力將“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扎根中國大地推進教育理論創新”等價值導向，轉化為評價機制，把理論創新度作為重要的價值尺度等，是營造與培育適宜教育理論創新生態的又一關鍵所在。

文章來源:https://m.gmw.cn/toutiao/2021-05/20/content_348605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