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的教培機構面臨倒閉，連鎖反應引發行業危機

91%的投資人校長表示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其中面臨倒閉危機的占31%，經營暫停的占35.6%，勉強維持的26.4%。

僅有9%的機構表示影響較小，或沒有受到影響。大部分線下機構都在面臨著“生死考”——撐得過，得過且過；撐不過，關門大吉。縱向看經營，這兩項問題在這場大考中顯得尤為突出。

01、現金流的巨大壓力——儲備金嚴重不足

大部分機構經營者在辦學初期只核算了裝修費用、辦公費用、教具費用及能維持半年的租金。并沒有做好充分的“風控工作”，人力成本和場地消耗并未計算完全，僅寄望于學員的預收款來維持學校的常規運營。

這一點在2019年6月后開辦的教育機構中來說非常普遍，許多2019年下半年的初創機構本身的招生系統并未搭建完善，實收款項繆繆無幾。

再加上近半年的房租成本和人員成本壓力使得這些投資人校長倍感焦慮，對于教培行業的發展漸漸失去了信心，甚至不少表示希望盡快“脫手”以緩解疫情下的不確定性在當下給機構正在帶來的經營風險。

信心的失去才是最可怕的魔咒。教育投資人的銳減，門店的轉讓和倒閉都是市場蕭條的關鍵因素。

02、辦學上的理解偏差——課消不等于收入

B端不良經營，疫情之前的管理問題可以被銷售業績所淡化，“能掙錢就是硬道理”這一觀點膨脹了一批又一批的教育投資人的心態。

但，“人在校區坐，禍從天上來”，在疫情期間銷售動作基本停止的前提下，房租和人員成本、及巨大的“未消課”終究組成了投資人談之色變的“三座大山”。

彼時才發現，這一切都是虛假繁榮，仔細一算消課，虧損是常態。不良運營模式的弊端開始凸顯，這一點，在許多早教、美術機構中非常普遍。

疫情結束前還能維持，疫情中間憑借雄厚的資本積累也無法顯現，但偏偏在疫情快要結束的關頭，忽然驚醒：原來自己早已被疫情期間的租金成本和運營負擔所掏空，再加上新資金的進駐困難，一時間唯有靜候崩盤。

再反觀C端，疫情造成家庭的收入減少導致家長對非剛需性產品的選擇更加謹慎，這讓機構的疫后的招生成了大問題，間接導致了未消課高的學校直接關停，家長的錢打了水漂。

無論胖瘦，疫情面前大家都脆弱得像個孩子。再橫向看行業，以“K12”與“素質”賽道為例：疫情幾近半年，有民辦教育資格證的機構在政府的監管之下優先復課，而沒有證件的機構只能靜候疫情徹底結束。

這個過程中，學員會加速向有證的機構靠攏，而大量沒證的機構只能在各項“硬消耗”中被迫選擇關停。你朋友圈中大量“轉賣機構”的信息就是最好的證明。

市場不相信眼淚，“無證校長”面前的兩條路非常清晰——要么辦證，要么關停。

素質類賽道即便能“無證辦學”同樣也難逃一劫。大多數家庭的收入銳減教育機構，反映在課外培訓上的消費行為投射便是：

家長在孩子的素質類教育培訓上的消費/投入會大大縮水，理性升級，選擇收窄。

在過去幾年中選擇2種以上素質類課外培訓的家庭，在疫后的“非剛需教育”選擇上會趨向于一種或者干脆放棄。

這里對于部分客單價較低的藝培機構會沖擊較大，反觀那些高客單的機構，這方面的沖擊會相對較小。因為疫情影響的家庭模型大多為中產積極，對于那些真正的富裕階層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影響不大。

綜上，疫情加速了“資金型增長”著稱的V1.0辦學浪潮的提前消亡，把“運營型增長”這個大命題提前拋到了各位投資人校長的面前。辦學路上本就不存在“棋差一步”，沒有無緣無故的轟然倒塌，更不存在長長久久的市場紅利，你差的是“每一步”。

頭部機構的誕生無一不是依托優質的常態化教學與服務為基石，用精益化的發展思路去看向遠方，衷心希望行業能盡快回歸到良性的，可持續發展的大環境。

教育行業必將回歸其原本的發展軌跡，在政策的不斷推動下，逐步走向正規化，伴隨著教育需求和供應鏈的多元化，我們身處的這片市場終將繼續回到高速發展的升級之路。